拄一根拐杖，办人民满意的学校

题记：

“一旦我们在世界上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我们顿时就像一个球一样滚动起来，而且从此再不停歇。”

——德国诗人海涅

“累累创伤，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礼物——每个伤口都标示着前进的方向。”

——摘自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所著《贝多芬传》

当笔者采访刘伯晓时，这两句话不时在脑海中萦绕——苦痛与责任赋予了他许多种角色，正是这些角色，促使刘伯晓一刻不停地奔跑在民办教育之路上，无怨无悔。

后勤部长刘伯晓

刘伯晓的腿脚不太好。

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的他右腿比常人瘦弱了许多，走起路来身体会明显向前倾斜，有些吃力。

但他很少拄拐杖。甚至，当有客人来访时，他都会执意站起来迎接，脸上的热情与执著令人无法拒绝。

“可能是因为腿不好的原因吧，我有时候会非常注意‘形象’。”刘伯晓笑着说，有一次去办事，下楼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踏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浑身剧痛的刘伯晓竟然手一撑地瞬间站了起来，并且四下张望了一眼：“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金城外国语学校是刘伯晓2005年一手创办起来的，至今已经10多年。跟他交谈，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因为话题很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学校，他的学生。

作为学校董事长，刘伯晓从一开始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后勤部长”——学校创立以来，许多事情都是他拖着不便的右脚亲自跑下来的，包括从楼梯上摔下来那一次。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刘伯晓是不幸的——因患小儿麻痹症留下下肢残疾，高中毕业时没能如愿参加高考，毕业后做过赤脚医生等不少苦活。刘伯晓又是幸运的——虽然腿脚不太好，但上天给了他坚韧的性格与聪慧的头脑。后来通过考试被县城国营砖瓦厂录用，由于表现出色，先后任城建系统后勤股长、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经理。下海后创办了企业，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涟水县地处苏北，经济相对落后——113万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有40多万人，其中近30万常年在外务工，大量留守儿童因此出现。从小腿脚不好，他便见不得像他一样有着这样那样不幸的人继续受苦；曾因肢残不能参加高考，他便见不得那些有着这样那样困难的孩子没有书读。

于是，有了钱的刘伯晓似乎有些“不安分”了，他想办一所学校，让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们，特别是留守儿童有书读。

“办学校是一个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所以，创办学校之初我就告诉自己，要让家长放心，让孩子安心，让社会满意。”刘伯晓说，办学校不是为了赚钱，因为做房地产比做学校赚钱容易多了；办学校很难，但再难也要办，因为任何人都无法直视孩子求学不得的目光。

即使是这样，其中的困难、苦涩与代价还是超出了刘伯晓的想象。且不说审批的各种繁杂手续，也不说各种基础建设，单就招生、师资、办学、管理这些事情，其间的环节之多、责任之重，若没有理想信念支撑，恐怕光想想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了。

“靠墙墙会倒，靠娘娘会老。人这一辈子，唯有靠自己。”小时候，刘伯晓的父亲就曾这样告诫他。数十年来刘伯晓对此奉若圭臬，养成了要强的性格，“正是因为身体不好，更不能轻易求人。”他曾为了一个手续跑了相关部门六七趟都没解决，要命的是，部门在六楼，且没有电梯。当时县委主要领导知道这个事情后，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他却说：“没啥困难。我只想把事情办成。”

放着容易赚钱的企业不做，而是“自讨苦吃”地去办学校的刘伯晓一开始就有着“步履维艰”的觉悟。但现实是如此公平，公平得有时显得残酷——做好这个角色，其他角色恐怕便难以做好。

“10年来，我一步一步接近这个目标。但对家人，我欠得太多。”刘伯晓的心里装了许多对家庭角色堪称“失败”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成为这位“后勤部长”坎坷办学之路的注脚。

2013年，刘伯晓82岁的父亲因病去世。

“我理解你。学校比我更需要你。”已经消瘦见骨的父亲弥留之际握着刘伯晓的手断断续续说了这么一句话，让这位历经艰辛不曾动摇的中年男人跪在床前，失声痛哭。

那一年，是金城外国语学校申报三星级高中的关键之年，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哪一件事刘伯晓都需要关注、重视甚至亲自去跑——因为申报成功与否事关学校发展、学生成才大计，他不得不投入全部身心。过度的劳累，让刘伯晓深刻体会了当好“后勤部长”的不易——原本就羸弱的右腿出现了严重的反应，浮肿得比那条正常的左腿还要粗。医生告诫他：“再不懂得爱惜，后半生连拐杖都没的拄，只能坐轮椅了。”繁重的事务、加重的病痛，让刘伯晓与父亲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直到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

因为学校的事情未能尽孝，是刘伯晓内心深处无法抹去的痛。但父亲临终前的那句话却给了他继续前行的莫大动力，让他能有信念支撑着努力做好学校需要他扮演的各种角色。

付出总能得到回报——2015年4月，刘伯晓父亲去世两年后，金城外国语学校高质量通过江苏省教育评估院的评估，成功晋升为“江苏省三星级高中”，初步完成了10年发展规划，为学校健康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016年，学校本科达线率超过30%。金城外国语学校办学以来，还荣获全国优秀民办学校、江苏省模范民办学校、江苏省文明单位等各级各类荣誉百余项。

付出有时候也不需要回报——学校成立之初，刘伯晓就与董事会达成共识：最少10年内不求回报。不但如此，还要尽最大可能去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孩子读好书、能成才。

这一帮，10年来就付出了6000多万元，数以千计的困难学生受益。

除了学校董事长、自封的“后勤部长”，刘伯晓还是学校党委书记。学校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党总支，并于2012年5月改设党委，刘伯晓被选举为党委书记。

学校党委副书记颜世跃说，在刘伯晓书记的带领与重视下，党建工作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通过“四风”整治与“三爱”主题教育活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校党员、教职员工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学风、校风、教风明显改善。

“如师如父”刘伯晓

“留守儿童学生多”是金城外国语学校的一大特色。

学校大门右侧是“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基地”：166个班8900名学生，50%以上来自留守家庭。

让留守儿童有书念、念好书，也是学校之所以诞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刘伯晓坚信——“每一颗种子都会发芽”。

2005年1月28日，刘伯晓在学校开工典礼上庄严承诺：对学生终身发展负责，办人民满意学校。

为了这句承诺，刘伯晓真的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用爱与责任默默地帮助着、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如师如父。不止于学生，也包括老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父者，家长率教者，家之隆也。

为人师表，责任重大。因为肢残而未能参加高考的刘伯晓深知自己的不足，为此，这些年来他利用节假日和晚上休息时间，完成了淮安教育学院政教专业和中山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四年本科函授。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带领教师到北京、南京、浙江、山东等地参观学习；实施“青蓝工程”，用经验丰富的老师带新教师，实现了教学经验的传帮带……

2008年的一天，高三学生姜锦红敲开了刘伯晓办公室的门，递上了一张退学申请——她父亲刚被确诊患上直肠癌，本来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无力再供她上学了。

姜锦红是金城学校第一批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她的遭遇让因身体原因没能上大学的刘伯晓心头一紧，二话没说就带着姜锦红来到医院，送上2000元慰问金后，他当着姜锦红父母的面表示，不用担心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学校管了。姜锦红母亲哽咽不能语。

“上大学虽不是惟一成才的途径，但不上大学则可能成为人生的缺憾。我不想我的学生有这样的缺憾。”刘伯晓说。

10年来，像姜锦红这样得到学校资助的贫困学子超过万人，学校付出的成本超6000万元。每年，刘伯晓还会以个人名义资助20名学生，亲自关心他们的学习、成长。

金城学校里的许多孩子家境是困难的，心理却是要强的、敏感的。刘伯晓和老师们除了确保孩子们心无旁骛地学习之外，还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同”。

“同样的青春，应有同样的色彩。老师的行为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强调特殊性，孩子正常成长的概率就会提高。”初中部三年级班主任朱宇虽然化学课教学压力很大，每天还是坚持要找两三名学生聊天，尽管确实很累，内心却很充实。

若说孩子对于刘伯晓的感情更多的是喜爱与感激，老师们对于刘伯晓更多的则是尊敬。这种发自心底的尊敬让让每一个老师都成了爱的传播者，让金城学校成了爱的家园。

校内，每天早晨5：30，班主任要到岗；晚上要把所有学生送到宿舍，交给德育老师才能走。即使周末放假，学生到家后必须用家长的电话报平安。

校外，轰轰烈烈的“大家访”活动要求每名带班老师要联系20个学生家庭，每个学期要家访三次，详尽了解家庭情况、家长诉求和学生情况。而且必须在课余时间完成，不能耽误正常教学。

课上，学校倡导因材施教，开展分层教学，开设了不同的特色班；“校本化三主式102510教学法”在今年被淮安市确立为教学管理类规划课题。

课外，老师们要辅导上百个学生社团，为孩子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组织每周一次的全校升国旗仪式、《感恩的心》手语操等团体活动，让孩子们的心不断接受爱的洗礼。

“工厂流水线允许有次品率，教育要追求零次品率。”刘伯晓说。

于是，每一位老师都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

孙凯2004年大学毕业，2006年进入学校，从一名普通老师做起，2012年转做行政，在多个岗位历练后，如今已是副校长了。“我们付出的多，但收获的更多。”孙凯说，金城给年轻人提供的机会，让他的同学们都很羡慕。“这是一个让人成长的平台，也是一个让人骄傲的平台。”

“有一天走在大街上，一个小伙子迎面走来，突然热情地喊了我一声‘徐老师’。我虽然叫不出他的名字，但真得很感动。”徐跃刚老师与刘伯晓一样，有肢体残疾。要比其他老师付出更多努力的他更能理解刘伯晓的感受：“我们都非常珍惜眼前的机会，也会从多角度考虑问题，做起事来也很注意顾及别人的感受，结果当然也容易让大家接受。”

大爱无声，水到渠成。

刘伯晓和他的老师们正是用爱与责任赢得了家长们的信任，也打造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三零”品牌：家长零投诉、学生零犯法、安全零事故。

而“三零”背后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如同爱的《一千零一夜》，在校园里无尽地流淌。

“政协委员”刘伯晓

“谢谢刘叔叔，我一定努力学习。刘叔叔，您也多注意身体！……”今年国庆节期间，刘伯晓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大一学生顾明广发来的微信。

顾明广不是金城学校的学生，却也得到过刘伯晓的帮助。

今年8月中旬，兼任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副主席、肢残协会主席的刘伯晓在涟水残联见到了一位女“残友”，正在为她外甥顾明广今年考大学的费用犯愁：“他父母均是残疾人，自己也没什么收入，5600元的学费不知怎么办。”

虽然不是金城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但刘伯晓还是决定资助顾明广上大学。他拿出1万元钱交给顾明广，并且叮嘱他，如果还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他。

除了残联的职务，刘伯晓还是涟水县政协常委。这个角色，在刘伯晓的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通过政协委员的身份，可以为学生、为残友、为家乡父老做更多的事情。”每年的县政协全会上，刘伯晓都会为残疾人事业献策、为民办教育发展建言、为困难群众呼吁；闭会期间，刘伯晓则会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调研，了解更多的基层情况。

2011年，刘伯晓在涟水县政协全会期间提交了一件关于低保政策要做到应保尽保的提案，指出在实施困难救助和重残救助过程中，涟水县个别乡镇、村组存在“人情保”、“关系保”、“富人保”甚至应保未保等现象。

提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年4月初，县民政、财政、残联等部门抽调128名工作人员组成城乡低保核查工作组，分成32个小组进村入户核查城乡低保金、重残补助金、重残护理补贴金发放情况，将“人情保”、“关系户”清除出网，建立起更加“顺民心、合民意”的城乡低保、重残救助机制。

这件提案后来被评为当年县政协优秀提案。

那些遭遇困难的群众，也会经常找到他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这条路修通了，我死也能闭眼了。”10月17日中午，涟水县红尧镇普安村村民潘寿华拉着笔者的手，左手轻轻拭了拭眼角。

他身后的石碑上，“畅通路”三个大字清晰闪亮。

普安村一共有76户村民，两年前村民自费修完村内的路后，从村口到乡里主干路之间还有近500米土路，已经没有钱修了。今年74岁的潘寿华曾在村里担任过会计、书记等职务，一直把这条路放在心头。

“每家都要从这里走，一下雨，泥都要到膝盖。”78岁的村民刘立凡对门口这条老路的历史最清楚，边说边用手向笔者比划着。

可是，要修路，钱从哪来？

一筹莫展之际，潘寿华想到了刘伯晓。“他们学校的办公楼有26个台阶。”潘寿华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找刘伯晓的情形，“我爬楼的时候手脚都用上了。”

潘寿华当时已经很难直起腰。今年年初，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也正因如此，他把修通这条路视为今生最后为村里做的一件大事。

这也让刘伯晓感动不已。“作为政协委员，我们经常会反映各种社情民意，帮助解决问题。但是这条路，我们自己出钱，一定把它修好。”

4月1日，路通了。当乡亲们拿着家里的蔬菜、鸡蛋往刘伯晓手里塞时，“我确实感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光荣”。

被他人需要，是温暖的；能帮助他人，是欣慰的。

不同的角色赋予刘伯晓不同的责任与担当，不同的角色也让他得到了收获与满足——

每年，看到学生被各个大学录取，刘伯晓都会仔细记住那些大学和学生的名字；对于那些没能考上大学，但通过自己的奋斗同样能在社会上立足的学生，他同样会为他们鼓掌、点赞。

“十多年来，金城学校最大的财富，除了每年为国家培养的300多名本科大学生，还有那些懂得奋斗、知道感恩的孩子们，他们同样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刘伯晓说，人生只有一次。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都能有尊严地在社会上生活！

来源：《人民政协报》